【重回辽宁考古现场】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

古城遗址考古成果与史料记载相印证——

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

金代铜釜 是军队或游牧民族使用的炊具,出土于葫芦岛市寺儿堡乡。与辽代六鋬耳大铜釜(右图)对比可以看出,金代铜釜继承了辽代风格,彰显了当时的冶炼水平,从中还可以分析出当时的军事、城镇、人口分布等情况。

六鋬耳大铜釜。( 法库县辽代城址出土) 冯永谦 摄

棺床小帐。 (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出土)

辽代瓦片。 (开原市辽代城址出土) 冯永谦 摄

法库县辽代城址城墙。 冯永谦 摄

契丹妇人石雕像。(沈阳市五里河出土)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提 要

我省研究人员通过将史料与文物相结合,确定在辽宁古代历史上,有四次建城高潮:第一次为战国秦汉时期,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辽代时期,第四次是清代后期。通过比较,研究人员发现,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而且,部分城市的名称沿用至今。

在辽代,辽河流域城镇稠密

20世纪80年代,在沈阳市法库县西南50公里处的叶茂台镇叶茂台村,考古工作者发现辽代墓葬群,命名为“叶茂台辽墓群”。据考证,这里是辽朝宰相萧义的家族墓。

在距离叶茂台辽墓群几十公里外的法库县四家子乡,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巴尔虎山。放眼望去,山脚下,草木繁茂,屋舍俨然,现代农村与山峦交相辉映,别具田园韵味。距今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辽朝一座著名州城,即辽朝宰相韩德让所建的投下军州——宗州。当然,宗州并不唯一,仅以法库县为例,截至目前,这里已经发现古城址20余座,整理出来的辽代村落遗址200余处。可以说,在辽代时,法库地区城郭相望、市井繁荣。

法库仅仅是我省在辽代时期人口稠密的一个缩影。“辽河流域是辽朝城镇稠密的地区,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在今天的辽宁境内,考古工作者发现辽代时期建设的州、县、军城总数达100余座,是辽宁古代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肖忠纯钻研辽代历史多年。他表示,辽代时期的城镇几乎遍布辽河流域,即使在今天的阜新、康平、法库等农牧地区,也建起许多不同类型的城镇。

研究发现,除了沿用上一个朝代的州城外,辽还新建了很多城镇。这些新城镇的建造原因,大体包括几种情况:一种是为迁入的汉人、渤海人所设的侨置州县;第二种情况是王公贵戚为俘获的人畜所建的投下州县,除上文提到的宗州外,还有阜新境内的渭州、遂州、横州、闾州等;第三种情况是为从中原或渤海国来的,具有纺织、冶铁、制瓷等专业技术的人员而设的手工业城镇,如锦州、银州等。

在辽代,位于今天辽宁境内的主城有东京辽阳府(今辽阳老城)和兴中府(今朝阳老城),这两座城规模较大,经济发达,贸易繁盛。史料记载,东京辽阳府布局严整有序,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城即宫城,“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铁器金属制品、绫锦纺织品和“辽东粟”等是当时东京辽阳府贸易的主要商品。相比之下,兴中府的织锦和冶铁业比较发达。随着辽朝人口增多,经济发展,大部分原来只具有军政职能的城邑、军堡,也逐步演变成为具有商业贸易职能的城镇。

辽代城市名称沿用至今

“作为辽宁古代历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期,辽代建的城镇较多。”肖忠纯说。

除数量较多外,辽代居住和建筑风俗具有游动性、东向性、开放性的特点,这在我省发掘出土的辽代建筑遗址上可以窥探一二。

所谓的“游动性”,指的是作为游牧民族,契丹族早期经常处于迁徙状态。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辽朝的“捺钵”制度,即辽朝皇帝保持着祖先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不定居在哪个京城,而是根据季节变换不断地转移迁徙,大量官员跟随皇帝,在迁徙中办公。

不仅如此,在契丹贵族统治之下,新建的大多数城镇建筑具有东向性的特点。《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中记载,在拜日习俗影响下,契丹人“四楼门屋皆东向”。这种特点在今阜新地区发掘出的辽代城址中可以看出来——懿州古城、成州古城、小五喇叭古城、苇子沟古城等遗址都是东向。

肖忠纯表示,虽然金与辽有沿承关系,但是金朝在继承辽朝州县城镇格局的同时,裁并了一些较小的州县,使主城更突出。比如,当时的辽阳府和兴中府的经济更加兴盛,而咸平路咸平府(今开原老城)因辽河航运兴盛,升格为主城。另外,金朝以矿冶、纺织、陶瓷等为主的手工业城镇日趋繁荣,逐渐发展壮大,如冶铁业发达的新昌镇(今鞍山南旧堡官墙子遗址)、纺织业兴盛的锦州、陶瓷业发达的贵德州(今抚顺高尔山下古城)等。

金末元初,烽烟再起,辽河流域很多城池与建筑在战火中沦为废墟,比如金朝末年的瑞州(今绥中前卫镇),据《大宁路瑞州海滨乡周家庄云谿观碑》记载,当时是“荆棘丛生,虎豹恣行,人迹罕至”。

辽代之后,虽然一些城池在朝代更迭中毁于战火,但如果追根溯源,我省现在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如凤城(开州)、海城(海州)、盖州(辰州)、熊岳(卢州)、金州(苏州)、开原(咸州)、北镇(显州)、喀左(利州)等,有些城镇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锦州、复州等。

记者了解到,在辽代一些乡镇的地位更突出,因为在当时,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是州县的治所。虽然这些城镇在此后的战争中多有毁损,但它们的复建大多仍在辽代旧址上。

辽代建城体现多民族融合特点

在辽宁古代历史上,一共掀起4次建城高潮。“第一次是战国和秦汉时期,第二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辽代时期,第四次是清朝后期。”肖忠纯表示。

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和其他时期,辽代的建城方式和风格较独特。作为游牧、渔猎与中原文明交织地带,辽河流域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多为游牧民族生活区,正因如此,这一地域的建城既有中原城池的特点,同时也有游牧民族特色。比如,城镇的布局与中原地区相仿,轮廓为方形、四面设门,但城内的宫殿、佛塔、牌楼等建筑设计具有民族特色。

不仅如此,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先民大部分时间都是临河、临海而居,到了清朝末年,才随着公路、铁路建设向内陆分散。今天的辽北地区自辽代起城镇才开始逐渐增多,金元两朝繁盛,到了明代又衰败下去。而辽河平原沼泽地区(主要在今北镇至辽中之间)一直地广人稀,到清朝末年才有了县级机构设置,城镇逐渐增多。

与当时的中原地区相比较,位于今天辽宁境内的城规模较小,这是辽代城镇建设的第三个特点。“这与当时辽宁地区的人口、经济规模等要素息息相关。”肖忠纯表示,根据辽宁各地古代城址的考古发现,除了历代的辽阳城、三燕时期的龙城(今朝阳)可与中原地区的州城相比拟以外,古代建设的城镇大都属于中小城镇。

考古工作者发现,一般的辽代州城周长约4至6公里,小型州城、县城在2公里左右。如阜新地区的懿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古城址)周长4.6公里、成州(阜新县红帽子乡古城址)约4.1公里、渭州(彰武县四堡乡沙力沟屯古城址)约1公里、显州(北镇城内北镇庙附近)周长约5公里、乾州(北镇西南)4.2公里。而咸州古城(开原老城)周长约为6.5公里,韩州(昌图八面城)3公里。

对于辽代建城规模较小这一事实,史料中有记载。如出使金国的北宋进士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中记载:“所为州者,当契丹全盛时,但土城数十里,民居百家,及官舍三数椽,不及中朝一小镇。”这一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不过,那些沿承了上一个朝代的主城,仍然保持了前代的规模。

在老城里 找寻历史记忆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历史上那些显赫一时的塔楼、城池,会在时间叠压中消逝得了无踪影,难觅痕迹。

在采访辽金古城遗址过程中,上述感触时常回闪在我的脑海中。这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在我掌握了一些文字史料,并按图索骥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古城池痕迹后的深切感叹。

除了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外,现在的我们,可能很少关注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乡村从哪里来、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须知道,一座城市也好,一个村落也罢,它绝非横空出世,它何以为它、何以是它,一定有着前因后果。但遗憾的是,我们恰恰只关注到当下的所见、所感、所得,忽视了它只是时间下的一个切片,也忽视了它如何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

我曾到过辽西的一个小山村,这是由明代长城体系下的一个“堡”演变而来的村子。我在村里仍可见这座堡城残留下来的城墙片段,但当我探询这座村子的历史时,就连村中的一些老人也只能说出他们小时候村子城墙的模样,却不能准确说出村子的历史和城墙的传说了。

庆幸的是,国家已经开始加大对传统村落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力度,一些历史文化名村、名城经过修缮与对外传播后,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一段段古城墙就是一段段可以触碰的历史,我们既可以抚今追昔,也可以从中畅想未来。

学术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大学

渤海大学

校对:盛楠

责编:李莹

编辑:姜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