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中华工学会——东北地区第一个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许晓楠

在繁华喧闹的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一隅,一栋二层红砖小楼——黄河路658号静静伫立,这里是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一百年前,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思想进步的工人群众,这里曾培养出大批工运骨干和反帝爱国运动的民族先锋。悠悠百年,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止。今天,当记者走进这座占地面积140平方米的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眼前仿佛重现一个个罢工、游行的抗敌斗争场景……

走进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1923年12月2日,大连工人成立了“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会长为傅景阳。“工学会”是大连地区第一个中国人的工会组织。1924年下半年改称“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关注和关怀,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具体指导,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参加组织与领导了震惊全国的“四二七福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对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建立,标志着大连地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并从组织上与全国的工会组织建立联系。大连中华工学会与大连先后成立的各进步团体建立了爱国反帝统一战线,在更大规模上掀起反帝爱国斗争浪潮,成为大连工人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其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工人运动的史册。

1998年10月29日,因城市改造需要,经上级政府同意,工学会原旧址拆除,向东平移92米重建。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中华工学会旧址按原样恢复,其建筑南北长17米,东西宽10.5米,砖石结构。该建筑1993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史(1926—1949)》展览分布在两层楼体内,一层5个展室4部分内容,分别为《工人阶级的诞生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前赴后继 在白色恐怖下的曲折奋进》《英勇不屈 抗日烽火再现燎原之势》,二层一个展室为《巩固政权 全力支援解放战争》。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的讲解员李雪介绍,在建党百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市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党史和革命史,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计划进行改陈,增设观众互动区和与历史事件有关的文物,让市民们在参观中回望历史,寻访初心。

助推工人运动的大连中华工学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大连的工人运动迅速由自发向自觉方向发展。1923年12月2日,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的一群有志青年工人,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不甘做亡国奴,组建了“华人工学会”。它是大连地区最早的中国工人自己创建的工会组织。

大连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为巩固国防在旅顺修建船坞之时。沙俄强占旅大后,大量投资修铁路、建码头、办工厂,使大连的工人队伍迅速扩大。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取代了沙俄在大连地区的统治。伴随帝国主义在大连直接经营企业,大连工人队伍逐渐发展壮大。1903年,大连的产业工人有3万人,1924年,已经达6万余人。这些工人绝大部分集中在日本经营的工厂里做工。每天劳动时间少则10小时,多则18小时,有时还被迫加班加点,而工资待遇却十分微薄。民族歧视也十分明显,中国工人与日本工人同工不同酬,差距很大。“满铁”经营的企业中,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至七分之一;矿山中的日本工人工资平均每天3.49元(日币),而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0.54元(日币)。各工厂的童工则全是中国人。当时工资水平较高的“满铁”沙河口工场,中国工人工资也只有5角到6角。劳动条件恶劣,伤亡事故屡见不鲜,工人生命毫无保障。

哪里有剥削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1904年,为反抗沙俄的剥削,旅顺船坞(现在的旅顺4810工厂)2000多名工人举行了拒俄罢工。日本占领大连后,大大小小的罢工斗争更是此起彼伏。1916年罢工3次,1917年罢工7次,1918年罢工22次。但这些斗争,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又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震动了大连工人阶级,促进了“满铁”沙河口工场中国青年工人的觉悟。在傅景阳、于景龙、王立功、于全福、唐宏经、高及三等30几名青年工人发起下,开始筹备办工会。但在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中国工人要公开成立自己的群众团体——工会,殖民当局是绝对不会允许的,而建立秘密组织,又不利于工人群众参加。为了使这个工会团体能顺利建立起来并取得合法地位,要给这个组织起名称,唐宏经说:“既然是工会组织,就应该像京汉铁路工人那样,叫工会。”傅景阳说:“办会,工会这两个字得留,添个学字,就好糊弄鬼子了。” 以示这个团体是中国工人学习的组织。这样,组织名称就定为“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

工会组织的名称确定下来了,但当时在大连公开结社,以工人的名义是不允许的,必须有社会知名人士向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申请批准。傅景阳提出:聘请社会名流、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等人,向日本殖民当局——关东厅交涉办成了合法的社团手续。

1923年12月2日,“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 召开了成立大会。有138名工人代表和应邀来宾出席了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工学会章程和会旗。并按章程选举傅景阳为会长,于景龙、戚铭三为副会长,还选举出各部负责人。会址设在沙河口黄金町107号(现黄河路658号),并挂“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和“工人业余学校”两块牌子。

为了提高工人革命觉悟,工学会创办了工人夜校。除了学习文化,夜校还经常举办演讲会,请社会进步人士和工学会的负责人评述国内外形势,宣传十月革命、北伐胜利、工人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的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

工学会设有救济部,负责会员临时困难和因灾祸需救济事宜,还设立经济部,在会员间开展互济活动。工人们很感激,都把工学会看成是自己的组织,发自内心地拥护和爱护它。

“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具体指导和关怀。先后有罗章龙、李振瀛、陈为人、邓中夏、王荷波等工会领袖和共产党人来旅大调查工运情况,并进行具体的指导。在党的领导下,工学会走出了一个工厂的范围,发展成全市性的工会组织。1924年12月,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更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之后迅速发展壮大,并很快在船渠、福纺纱厂、小野田水泥厂、大连机械制作所等大厂建立了分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

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推选傅景阳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从此,大连中华工学会肩负了“南满铁路工会”的职责,成为全国铁路工会的一个成员,纳入到全国工人运动的轨道。

傅景阳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认识到大连日本工人很多,他们也受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中日工人应当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他首先从联络中日工人的感情入手,于1925年4月25日建立“中日工人恳亲会”。但是日本当局害怕中日工人联合,密谋策划破坏。南满铁道沙河口工场的场长武村对傅景阳说,工场要成立一个“中日工人恳谈会”,解决中日两国工人提出的各种问题,让傅景阳把“中日工人恳亲会”解散。傅景阳识破了日本资本家瓦解中日工人团结的阴谋,他坚决予以回绝,并立即同工学会和共青团大连特支的干部一起研究对策。大家认为,眼下与敌人闹成僵局,对开展工学会工作不利,可以将计就计,为工人争得一些利益,扩大工学会的影响。于是,6月20日,在中日工人恳谈会上,傅景阳代表中国工人提出四项要求,并立即草拟申请书。申请书重点是:要求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的待遇平等,中国职工的薪资以小洋发付;发免费车票;免收宿舍费用。“满铁”当局企图用拖延答复的对策,以求不了了之。中华工学会等待一个星期不见答复,立即发动工人写联名信,用拳头大的字写道:“如再不答复,我们就不干了!”

这个时期,“五卅”运动在大连和东北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罢工和各种爱国斗争此伏彼起,满铁株式会社害怕闹出乱子,无奈在7月初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工人们看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声望大振,参加工学会的人越来越多,仅沙河口工场即由500人增加到1200多人。至1925年末,全市会员发展到3000余人。

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建立及其活动,严重威胁着日本当局的统治。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派暗探监视工学会的活动,调查研究它的性质。当他们确知工学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在侦破中共大连地下党组织之后,于1927年8月20日将其查封。

大连中华工学会在不足4年的革命活动中,推动了大连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大连地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它短暂的革命实践,标志着大连工人运动已进入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阶段,它给予大连及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积极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震惊全国的

福纺“四二七”大罢工

1926年4月27日至8月4日,大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福纺“四二七”大罢工。

“福纺”厂,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大连开办的纺织企业——“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的简称。有工人1200多名。当时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压榨、剥削和虐待。1925年5月底,大连中华工学会在福纺厂成立了工学会分会,侯立鉴被选为会长,到年底福纺厂已有70%的工人加入了工学会。1926年春,侯立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初玉昆一起于4月1日发起成立了福纺厂工人补习夜校。先后聘请中共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大连中华工学会负责人傅景阳、唐宏经、高及三等给工人讲课。使广大工人逐步懂得了阶级压迫的根源,懂得了团结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革命道理。

1926年4月27日,福纺厂的千余名工人在中共大连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具体组织下,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四二七”大罢工。工人们提出的六项改善条件诉求,既有保障工人基本生活的经济条件,也有争取人身自由的政治条件,罢工的方向明确,目标集中。

4月29日,厂主勾结日本警察署以谈判为名,诱捕了侯立鉴等3名代表。 5月1日,大连中华工学会发表《福纺纱厂一千二百名工人泣告各界同胞书》,并分发给各界群众团体。6月,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了全面镇压的手段。

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加强对福纺厂罢工的领导,在西岗设立“人和堂”药店,作为地委的联络站,密切保持和罢工工人及各厂的联系。在罢工艰难的时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张炽、邓鹤皋、尹才一、张式沅(安娥)来大连加强地委工作,领导福纺厂工人大罢工。

福纺厂的工人罢工,自始至终得到全国工人阶级和各界人士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7月10日,林升亭作为罢工代表到上海,通过新闻舆论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的种种罪行。上海总工会向全国各工会、各团体分发檄文,介绍大连工人罢工经过,呼吁全国同胞们团结一致,为国家争取权力,为解救苦难同胞而掀起正义的斗争。随后罢工代表又到广州,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作了汇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要求日方圆满答复工人的要求,否则通告全国一律抵制日货。持续3个多月的罢工,迫使日本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赔偿工人损失,撤换了日本厂主,取得了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8月5日,大连福纺厂工人开始陆续上班。

福纺厂大罢工打击了敌人,也锻炼和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据不完全统计,从“四二七”大罢工开始到1926年底的8个月时间里,大连和南满地区工人罢工多达24起,参加罢工的中国职工达12700多人。这次罢工使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由2000名增加到4000名,中共党员数量由罢工前的15人增加到1926年10月的95人,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党和工会的骨干,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大连党组织和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成员。

大连福纺“四二七”大罢工与省港大罢工同期发生。一个在祖国的北方,一个在祖国的南方,两场大罢工南北呼应,互相鼓舞,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气势磅礴,有力地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文资料由中共大连市委党研室提供)

编辑:赵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