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辽宁，爱辽宁|庄加逊：文落乐起 另一个萨义德就这么从水中冒出来

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除了在专业领域内著作等身，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评论，甚至撰写音乐专栏。从古尔德、波利尼、布伦德尔，到普莱亚；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到瓦格纳、欣德米特、布列兹······萨义德在《音乐的极境》里以专深音乐素养论及众多伟大作曲家、作品，伟大演奏家、指挥家，抽绎音乐的社会、政治、文化脉络，阐释音乐对社会被低估的影响力，对音乐界现状提出了尖锐批评。

落后的音乐批评

音乐话题，历来不是理论体系的重要文献构成，仅仅是萨义德全部成就中颇为“闲散”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靠后的、价值不那么高的随性之笔，而“乐评人”这一称谓较其他身份更显出格格不入的尴尬：萨义德虽自幼学习钢琴演奏，但终究是个局外人，既非演而优则评的演奏家（如古尔德、布伦德尔），亦非音乐学背景出身的专业人士（如大名鼎鼎的查尔斯·罗森、施韦哲）。以哲学家的身份探讨音乐，人们脑中会想起的代表人物恐怕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而萨义德的乐评远非音乐理论的探讨，这些文字更多是为报纸杂志的音乐爱好者而写，篇幅不长，文风犀利幽默，随处可见充满想象力的、新鲜有趣的观点，带着几番兴致，反思亦是点到即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文字“伶俐浅白”。

另一方面，萨义德的乐评被低估亦有整个学术圈轻视音乐话题的因素使然，相比文学、绘画、历史，音乐历来是最不受待见的孩子。萨义德曾愤愤不平地写道：“乐评与音乐学，以及演奏、作曲的世界，远不是文化批评领域的主要关注对象。在最近刊出的布列兹与福柯的对话中，福柯称，除了偶尔对爵士乐或摇滚乐升腾出短暂缥缈的兴趣，那些关心海德格尔或尼采的历史、文学、哲学知识分子大多认为音乐过于精英主义，无关宏旨、太困难，不值得他们关注。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暧昧混沌的中世纪、日本文化等话题都能谈，就是对音乐不知该如何开口。”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萨义德开始撰写乐评专栏，并在《伦敦书评》《纽约客》等刊物上发表乐评，探讨音乐与表演。这一写，便是30年，贯穿萨义德整个中晚期创作。萨义德为什么写音乐？我想，他是看到了轻视背后，隐藏在阴影中混沌的、待挖掘的宝藏，为了不拘眼前的“一格”：“我面对音乐时，最重要的趣味是把西方古典者乐视为文化领域的一部分，这种立场对一位文学批评家或音乐家而言都是意味深远的。”对萨义德而言，这份宝藏并非简单地理解为音乐本身，音乐更是通往其他可能性的通道、桥梁，以一种超脱藩篱、无以定型的直觉和想象力带我们走向另一个语境、另一个世界。学术人眼中音乐飘忽不定的致命弱点随之被转换为另外的话题。1991年，萨义德与《楔子》编辑部曾就文化与表演展开一场圆桌讨论，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对音乐表演的评述时，他称：“我的兴趣是，音乐在创造社会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谈论音乐、孤独和旋律，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题材。我不愿意把这些文字固化为乐评，我认为那是一种贬抑的形式，像表演之后隔天早上打的评分表。我喜欢去听许多的演奏，比我将来会写的要多得多，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反省、思考、反复回味，某些东西会逐渐显现。随着时间的沉淀，我才会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

总之，音乐话题体现为两个极端，要么从来不被认真严肃地对待过，要么就是过于文不对题故作深沉。除了几个有趣的新闻记者，剩下的其实只是一片无趣的沙漠。不客气地说，萨义德当年提出的音乐批评界窘境如今依然，要求日渐松懈，格调每况愈下。半个世纪就这么过去了，这位知识分子的姿态与文字从未过时，甚至还有领当代乐评界之先的意味。

古尔德：引子与对位

真正启发、催促萨义德提笔的是音乐怪杰古尔德。古尔德在音乐表演道路上的离经叛道又有所执，频频转换于钢琴家、作曲家、唱片制作人、音乐记者、广播制作人、纪录片导演、作家、乐评人、炒股高手等身份，恰恰吻合了萨义德口中的“创造社会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1982年，古尔德在加拿大去世，隔年，萨义德便在《浮华世界》上刊发了自己的乐评首秀——《音乐本身：古尔德的对位法洞见》。萨义德坦言长期以来对古尔德着迷，遍寻古尔德的唱片并一一收藏，将自己沉浸在每一张古尔德的唱片中，阅读一切与古尔德相关的文字，以及古尔德自己的文字。

萨义德的妻子玛丽亚姆说：“古尔德是爱德华的执念，他根本放不开这位他深爱的天才。”多年来的跨文化思考，精神世界几度“流亡”令萨义德在孤独的古尔德形象上找到共情的联结。

古尔德在《音乐的极境》中频频登场，所涉专题文章多达四篇且篇幅较其他文章长，时间跨越上世纪80年代至2000年以后，从古尔德的对位法思考，到古尔德的生命历程，近乎行为艺术的表演实践，最后衍化成古尔德的“知识分子”面向。双重视角，就知识上而言，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似乎每隔一段时间，萨义德便会回到古尔德，重新在他身上焕发出新的思考，并日渐变换角度，读者仿佛随着螺旋式的楼梯不断上行，回望，再上行，再回望，古尔德的对位法被拆解、重组、叠加、衍化，成为深入萨义德音乐文本的魂魄，这个鬼魅时而会闯进其他文章，犹如不变的主题隐隐地说些什么。我总有错觉，萨义德挪用了音乐的对位技法，将其转化为文字的对位，他成了《浮士德博士》里的阿德里安，只是变成了善于做智力投射的、精通对位的知识分子阿德里安。

一束水

从古尔德一路延伸至波里尼、施特劳斯、席夫、鲁普、切利比达克，从莫扎特、瓦格纳、欣德米特、布列兹到晚期深入思考的巴赫与贝多芬（据此诞生了另一部音乐著作《论晚期风格》）。萨义德以犀利的文笔阐释音乐对社会被低估的影响力，对音乐界现状提出尖锐批评：帕瓦罗蒂将歌剧表演的智慧贬低到最少，把要价过高的噪声推到最大；莱文的指挥简直就像是从坟墓里挖音乐，而不是赋予音乐生动与活力；萨尔斯堡音乐节僵化成例行公事和恬不知耻的观光促销计划······篇幅有限，我不能尽数其中的精彩纷呈，音乐以从未有过的活泼重新诉说了些什么，甚至最终与萨义德的东方学河流，又隐约闪烁着怀旧的个人化经验一路回望，直看向萨义德开罗的童年，一幅真切的阿拉伯式纹样，层层叠叠、光影婆娑，真是绝妙的反响。

萨义德自传《格格不入》的尾声有这么一段话：“偶尔，我体会到自己像一束常动的水流。我比较喜欢这意象，甚于许多人附之以相当意义的固态自我的身份观念。这些水流，像一个人生命中的许多主题，在清醒时流动着，最佳状况的时候不需要调解或协和。它们可能不合常理，也许格格不入，但至少它们流动不居，有其时，有其地，在林林总总奇怪的组合样式中运动，不必往前，有时彼此冲撞，如同对位法，却没有一个中心主题。这是一种自由，我喜欢这样想，尽管我对此并不完全确信。”

他内心非常明白：今日再确信无疑的“理论”，他日终不免在讳莫如深的时间面前动摇；然音乐可以抛弃确切，不断走出新的极限，它既是自由的象征，又代表着自己坚守的、意欲不断打破固有界限的怀疑精神——“我生命里有这么多不谐和音，我已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音乐乃不能言之言，超乎言之言；音乐是时间本身，是私密的情感、集体的怀旧、当下的论辩与思索，一切冲突与矛盾皆愿意在此共处和解，全部时空愿意在这个瞬间栖息。随之，音乐与表演评论成为萨义德全部理论体系里最格格不入、最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一跃”，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里所说，就这么不顾一切地纵身向前，跃入信马由缰的历险。

30年的乐文书写结集成册，写尽一个知识分子的博闻多才、左右为难，以及坚持与脆弱。文落乐起，我看见：另一个爱德华·萨义德就这么从水中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