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香港经济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

朱磊　杨阳腾

在近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忧心忡忡，香港经济增速如果继续下滑，将极有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

陈茂波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正在持续中的香港乱局让香港经济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出口贸易、零售、物流和旅游出现不同程度下滑；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速创下十年新低，连续两个季度只增长0.6％；多家机构将今年香港GDP增长预测下调至1.5％，最为悲观的预测则是全年零增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经济这些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又是什么问题，让香港经济站在了必须做出选择和改变的“十字路口”？

（一）

从外部因素看，香港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这是香港经济问题的主因。

“香港总体来讲是一个城市经济体，来自外部的冲击往往大于来自内部的挑战，香港经济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蝴蝶效应’。任何外界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香港酿成大的波澜。”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非典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无一例外都对香港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同时，高度外向型城市经济体由于缺乏回旋余地，波动程度也极易被放大。

去年以来，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使香港内外部投资意愿有所降低。今年一季度，香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低7％，货物出口总额同比下降4.2％，进口总额同比下降4.6％。截至今年7月，香港出口连续9个月下降。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出口的下降将对香港GDP带来的影响，可能比预期的0.1％至0.2％要高。”

近年来，外需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部分时间为负值。一方面反映出国际上正在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香港贸易出口产生的严峻压力，另一方面也显示香港部分服务业的竞争力与相对优势在波动中出现弱化的态势。

此外，发达国家相继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试图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再工业化来达到全球经济和本国经济的再平衡。再工业化引发的全球新分工，不仅给原有以内地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价值链体系和分工模式带来冲击，也影响到香港原有的角色与功能。

（二）

从内部因素看，香港多年来形成服务业、房地产为主的经济结构，这对经济发展的活力也有一定的制约。

目前，支撑香港经济的是四大产业，分别为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这四大产业创造了香港约178万个就业岗位，是香港经济动力核心所在。

从产业分类不难看出，香港经济优势集中体现在服务产业，占GDP比重超过90％。这种超高的服务业比例，从一方面看，体现了服务业的成熟，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香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左右，产业大部分集中在金融、地产。香港过早脱离了实体经济，使自身结构性问题的后遗症凸显，深层次矛盾难以突破，经济转型和优势重塑的难度加大。

近5年来，伴随着外部需求趋弱，香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部需求，延续了过度金融化、地产依赖的增长路径。有研究数据显示，香港房地产业的GDP占比高达10％。如再加上为房地产业服务的建筑业、物业维护等服务业，则广义上的房地产业GDP占比高达20％。这一点，是很要命的。

同时，经济发展缺乏新的引擎。被寄予厚望的创新科技产业错失了黄金发展期，未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且创新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缺少将科研成果进行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能力和创新生态环境。创新科技产业要想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任重道远。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表示，香港服务业内部结构已日趋稳定，并具有较高的协调性，但这一稳定均衡状态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这也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解释了香港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若要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亟待推进产业结构向高增值化方向发展。

“若要在高度发达的全球商业网络中发挥重要节点功能，香港需要扮演的功能不是简单地充当中间人，而是要作为经济活动的统筹者、协调者、引发者和策划者，需要进一步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原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研究员蔡赤萌认为，香港经济功能急需调整与升级，涉及极其复杂的系统，不仅需要政府的战略引导，还需要建立配套的制度和政策。这需要改变特区政府“积极不干预”思维，花大力气协调社会利益、凝聚社会共识。

（三）

从基层民众角度看，香港民生改善未能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社会民众获得感与经济发展脱节，造成了香港社会不安定、打击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2018年底发布的数据，香港720万人口中，大约有101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最富有的10个人的资产竟占到GDP总额的35％！

香港社会贫富阶层分化趋势加剧，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突出表现为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中低阶层相对固化，青年人就业出路与职业发展空间日益狭窄。经济高增长情况下掩盖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增速趋缓时进一步显现。

“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但产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严重不足，导致香港房价非常高，香港平均房价是居民年收入的21倍，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城市。房价的可负担程度也是全球最严重的，年轻一代、普通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子。这是当下表现出来的最为突出的矛盾。”方舟表示。

此外，在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香港实施的是以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主体的社会福利体系，迄今没有建立起普惠的退休金制度。

产业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缺失，使香港民众未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一些资本集团的垄断行为未能得到有效干预，诱使乱港分子与反对派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煽动社会对立，增加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社会风险。

（四）

无论是从当下还是长远，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在内地。但在与内地经济的融合和协调方面，目前，香港显得有些被动或者是准备不足。

内地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需要同一“跑道”上的伙伴做出相应的改变。具体到香港，就是要以生产者、建设者的角色，将自己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参与到其中，全方位汲取营养，分享内地发展的红利。

遗憾的是，回归以来，手握巨大的先发优势，香港始终没有完成发展跑道上的并肩而行。在过去几十年里，香港多以协作者的姿态，参与内地的发展和腾飞，而非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地和引领。

这种协作者而非参与者、并跑者乃至引领者的自我定位，限制了香港经济的格局。虽然香港依然可以从内地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但这种共享空间，明显不如直接参与其中显得更为广阔。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地仍将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系，而香港早已是一个先进、发达的经济体系，一国之内两种经济体系落差的存在，决定了香港的功能和价值。”郭万达表示，香港需要校准方向，全方位对标国家不断变化的深层次需求，既帮内地、也帮自己，这是香港的经济功能所在。

内地经济政策的推进调整，迫切需要香港能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与支持功能。一方面，香港需要真正提升作为国家核心城市的主动性，将内地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强大资金需求与海外寻求高投资回报的资金高效对接；将赴海外进行并购投资的内地资金与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高效链接；将国际贸易人民币自主结算后形成的海外人民币高效集中，形成庞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并进一步将庞大的离岸人民币有序倒流入内地。另一方面，配合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调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投资关系应该进行进一步转型升级。

“香港可以协助国家建设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更具前瞻性国际标准和规则体系，依托香港特有的软实力与影响力担当新功能，提升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方舟表示，香港具备成熟的国际化金融市场和专业的配套服务，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此外，香港较强的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基建项目、公共服务培训等方面发挥优势。

阳光总在彩虹后。香港应珍惜来之不易的优势，把握国家发展的机遇，破解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锻造新的辉煌，同时，也让更多的香港民众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