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逻辑将贯穿“十三五”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一大核心任务是讨论并部署“十三五”规划。自从十八大报告重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日益错综复杂，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日益显现。要完成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政府需要将年GDP增长率设置在7%附近，鉴于目前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已降至6.9%，中国经济发展压力陡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而说“十三五”所有工作的中心，就是围绕如何在日益复杂的局面下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全会认为，目前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关键要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内生性地要求今后更加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创新驱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可持续发展理念等等。全会报告对这几个方面都进行了重点强调，而这些方面应该是未来五年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重点要攻克的几个关键点。
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创新”是最高频的词，统计可知出现了27次，并升至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如何把创新搞对，无疑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命题，成为实现众多目标或者说打开层层枷锁的那把钥匙。创新的可测度方式和指针有很多，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智库学者长期呼吁下终于获得正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指出：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鉴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应视之为创新最重要的指针。
新常态的多重挑战下，要让创新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新动能，通过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那么，调结构是不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好途径？恐怕容易走偏。其逻辑在于，核心问题并不在结构本身，而是如何强化机制，通过持续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给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有效保障。应当说，制度比人更重要，机制比结果更重要（朱敏、张平，2012）。偏离市场机制的做法不可靠，强行扭成的结果则不可信。可能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毕竟并不存在人为设计的最优结构。人为的调结构有可能进入“动物精神”的怪圈，引致社会对创新的追索无异于缘木求鱼，难以实现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的目标函数。
从“创新的魔咒”或“创新力迷局”的视角出发，需要回答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等类似问题，可基于投入产出比的经济计算来考量。有关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换言之，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制约着社会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从这个认知逻辑出发，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有序创新，主要是落实执行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顶层设计部署的改革战略。
现在看来，十八届五中全会较好地展现了高层对创新逻辑的进一步清晰，把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可以预见其将贯穿“十三五”规划之中。公报提出要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同时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创新进入国家战略层面时间已不短，但本届政府从微观经济学着眼，不遗余力地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应该说对于有创新、创业想法的人来说，这种持续不断对创新的推崇和支持即便有口惠而实难至之忧，也不可忽视，其所做的营造有利市场氛围和创新环境的努力。身边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勇于创业，应该祝福。前段时间很多中国创业者走进以色列，去学习他们先进的思想和创业经验，以回国创造。随着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形成的热潮，当相应的思潮、教育成形之后，相信会结出许多真正的创新果实。
其他亮点及点评
［1］这次“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也就是更珍视市场的无形之手对提升发展质量的作用，更重视GDP增长背后对于就业、民生的促进作用，而不仅仅是对经济规模和增速的重视。目前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只有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经济结构的均衡，以及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关键性作用，才可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2］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也纳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当中，将会加快中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现状。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对于人力资源流动的限制，以及对于农民工落户形成的实质性困难，很大程度降低了中国劳动要素的分配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此次明确提出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加快提高城镇化率，相信会在很大程度是缓解户籍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
［3］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提升到国家层面，足见国家对其重视。大数据是在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技术。信息时代，信息是新的资源。随着智能手机甚至以后可能的智能穿戴的普及，数据及数据能提炼出的信息将为企业、国家带来巨大的价值。美国在数据挖掘上已经经历了比较长的发展历程，中国在这方面稍显落后。因为落后，所以需要强调它的重要性，要去学，去实践。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大数据也有它的弊端，实践中也应该看到它在其他国家已经出现的问题，并尽量去规避、去处理。
［4］绿色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在之前的发展时期里，中国依靠资源拉动的经济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而自然也用她的方式惩罚我们。大城市的雾霾、各地河流的污染都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光明一面之下的黑暗。如今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环境的迫切需求。经济转型之际，还地球以蓝天，还子孙后代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河流，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负担的责任。
［5］农业现代化之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还能与“互联网+”战略相结合，这也是一些创业者正在进行的尝试。高科技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给农业的规模化提供了更好的实现途径。将农产品与网络相连、将产出与物流网打通，给农业新出路的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这同时也是创业者很大的机遇。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在农业上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6］金融在此次全会公报里提得很少，作为实业的制造和工业则提得较多。也难怪，在经历资本市场强力震荡后，应该对工业强国、实业兴邦的重要本质更加看清了，此前颁布了战略纲要的“中国制造2025”在此次全会中自然而然会被讨论。对此，公报的表述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当然，产业的振兴可离不开金融，中国经济需要更多以坚实产业为基石的产融结合典范。
［7］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个大家都在说，有人当作利好，当然也有人无视，也就不再赘述了。至于其进步尺度及政策效应几何，究竟具体能否缓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其实许多人心里都如明镜一般。
［8］或许公报因篇幅有限，对于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问题，未触及土地制度改革等深层次政策取向。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不仅在于加大转移支付，而更有赖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生产，使多余的劳动力能够转移进入城镇，加入更加高效率的第三产业当中，一方面提高转移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出，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奠定良好基础。而这项经济政策的背后，除了需要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外，也需要完善土地流转的各项政策创新，为土地大规模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当然，公报对“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的重申，也是此中变革的应有之义。
（执笔专家：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北京外国语大学金融硕士雷达、黄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