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体验。

　　在英国首都遭遇7月7日的恐怖袭击之后两个星期，我和另外7名中国同行飞抵伦敦。临行前，英国驻中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二秘因·罗宾逊先生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这个时候去英国是安全的，恐怖分子要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动两次袭击很难。当时没有人认为他说的没道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

　　到达伦敦是在7月21日。这一天有两条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一是中国政府终于决定让人民币小幅升值，二是伦敦再次遭遇恐怖袭击，只不过这一次所有的炸弹都没有能够引爆，故而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一路上只看到两个警察

　　这次以失败告终的袭击发生时，我们乘坐的飞机正在波罗的海上空飞行。待到飞机降落在伦敦的希斯罗机场，这个消息已经通过电视画面传遍了全世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会面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已经对此事发表了评论，他呼吁伦敦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而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已经身在伦敦，但这座城市遭遇第二次袭击的消息最早却是从北京传来的，家里人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则新闻，紧张得不得了，朋友也叮嘱我注意安全。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对新闻事件了解最清楚的往往不是离现场最近的人。亲临现场或就在附近的人，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侧面，而传媒则将一个个碎片拼接起来，组成一幅貌似完整的画面，告知那些千里之外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

　　7月21日下午的希斯罗机场，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爆炸造成的恐慌的余波没有波及到这里。由于伦敦市内部分道路封锁，来机场接我们的英国文化协会的工作人员迟到了。这位女士是个日本人，名叫仓八泰子，显然她的情绪没有受到袭击的影响，只是抱怨部分地铁线路关闭，多浪费了她的时间。和我们一样，这位离现场更近的女士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发动袭击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多，而确切的时间是当地时间12点半左右。

　　乘坐中巴车进入伦敦市区，我们的目的地在国王十字(King's Cross)地铁站附近，这个地铁站是伦敦的交通枢纽，在第一次恐怖袭击中损失惨重。由于交通管制，司机戴维不得不连续做U形转弯，本来一个小时的路程花了将近多一倍的时间。初来乍到，这不失为一个观光的好机会，我们一路上看到的一片祥和景象，下班一族西装革履行色匆匆，游客则悠闲地逛街，偶尔有锻炼身体的人跑过。路过一个板球场馆时，正好赶上比赛结束，这是伦敦人最钟爱的运动，退场的观众挤满了狭窄的街道。在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中，我只看到两个警察。

　　到达下榻的Dinwinddy House后，我们和门卫斯蒂文谈起了恐怖袭击。这个50多岁的英国人显得毫不在意，他说二战中希特勒几乎把伦敦炸成一片废墟，我们不也挺过来了吗？的确，伦敦人在危险面前的忍耐力是有名的。只不过，纳粹的飞机从天上投掷炸弹的时候，伦敦人躲到地铁里躲避，而这一次，危险却来自于他们曾经的避难所。

　　无论如何，亲眼看到的一切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正在经历考验的城市，我越发觉得这个时代不可思议：大洋彼岸的人竟然比伦敦人更感觉恐惧。当天晚上，找了个网吧上网，惊喜的是，英国网吧的电脑竟然安装了中文输入法。我给家里发了封邮件，说在伦敦感觉很安全，即便再有爆炸也炸不到我，概率比中彩票还小。

　　耳边的枪击事件

　　我犯了和因·罗宾逊先生同样的错误，太乐观了。第二天，我第一次坐伦敦地铁就“中了彩票”，英国警察就在临近的车厢开枪打死了那个无辜的巴西青年梅内塞斯。

　　当时我们正在前往英国文化协会的路上，协会的地点在凯灵十字(Charing Cross)地铁站附近。刚进地铁站的时候，随手拿了一份免费的《地铁报》，头版的大标题是《那么凶手在哪里？》，底部是放大了的前一天袭击目击者的话：“我想我就要死了，其他所有人也这么想。”

　　一场虚惊正在逼近，但任何人都没有感觉到前兆。

　　第一次乘坐伦敦地铁，我们一行人上错了车，于是决定将错就错，到凯灵顿(Kennington)站换车。由于临近的椭圆(Oval)站在前一天成为袭击的目标，这两个站全部暂时关闭，地铁到了斯托克维尔(Stockwell)站才停了下来，我们必须从这里返回。开往相反方向的站台上，正好有一辆车进站，我们鱼贯而入。车上的人不少，门口处有些拥挤，一位女士上来之后又下去了，可能是去寻找一个比较宽敞的车厢。

　　等待的时间较长，大约有五分钟。就在车快要开动的时候，传来了一连串的枪声。

　　至少三声枪响过后，乘客们才反应过来，开始发疯似的往外跑。跑在站台上，枪声仍在持续。那一刻，确实感到恐慌，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爆炸接踵而来，也不清楚后面是否会飞来流弹。

　　在出口处，工作人员指挥大家离开，一副从容的表情。到了地铁站的门口，狂奔的人确定已经安全了，都停了下来。当时的时间是上午十点。一个年轻的皮肤黝黑的女士吓得放声大哭，心情稍稍平静，我就犯了职业病，掏出相机将镜头对准了她。这个举动显然激怒了这位女士，一把打过来，嘴里嘟囔着恶毒的脏话，吓得我赶紧跳开了。还有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吓得泪流满面，不断地打着电话，他叫Alex，跟我们一样只是“耳听”了事发过程。

　　枪响之后五分钟不到，警察就到了，过了一会一架直升机飞了过来，在天空盘旋了一会离开。警察开始封锁道路，每隔几十米设一道防，我们被一点点地从现场赶开。

　　接受英国同行采访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马克·魏特白(Mark·Whitby)，他亲眼目睹了事发的过程，他说他正在地铁里看报纸，一个长得像亚洲人的年轻人被三个便衣警察追着跑进了车厢，警察把他按在地上，对着脑袋打了5枪。他说以前只在电影里看过这种场景。后来，BBC、《泰晤士报》以及全球的主要媒体都援引了他的话，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个47岁的工程师的回忆成了事件最权威的描述。

　　作为目击者，魏特白的描述并非准确。在现场我就可以确定，枪响绝不止5声，但不论媒体还是伦敦警方都沿用了他的说法。直到7月25日，即枪杀发生3天后，英国官方才证实，警察对巴西青年开了8枪，其中7枪打在头上，1枪打在肩膀。关于被枪杀的巴西人梅内塞斯的身份的一度误传也来自魏特白，他说被枪杀者长得像亚洲人，但从后来公布的照片看，这完全是想当然的假设，也许只因为第一起自杀式爆炸的发动者是巴基斯坦裔。

　　一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凑上来问个究竟，一位从另一个站被赶下车的非洲裔女士听了我的描述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她乘坐的地铁就在事发那辆车的后面。

　　半个多小时后，英国的记者开始闻讯赶来，我们这群刚刚在现场采访过的中国记者成了英国同行采访的对象，同行的《中国日报》记者张鼎民还在CNN上露了面。我反问一位BBC Radio的女记者：如果当时你跟我们一样在现场，会怎么做？她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

　　街头平静如常

　　7月23日，英国警方证实，被警察枪杀的是个巴西人，与恐怖袭击没有任何关系。但气氛却开始变得紧张，第一次恐怖袭击的发动者全部在爆炸中死亡，而第二次袭击失败，嫌犯全部在逃，警方开始了伦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查。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响着刺耳的警笛呼啸而过，一些小报也在极力渲染恐怖气氛，称恐怖分子的炸药可能就要过期，加上警察的大规模搜捕，他们无路可逃可能做最后一搏，甚至可能采用卡车来发动爆破。

　　这种气氛容易让人联想到2003年春天的中国。但与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冷冷清清不同，伦敦街头依旧繁忙，无论是公共汽车还是地铁，只要解除关闭仍有很多人乘坐，来自美国的游客约翰逊说，我们无疑在冒险，但我们不会有事。大英博物馆里的参观者照旧摩肩接踵，而门口也只有两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检查包裹，只是粗略地看一眼就放行。类似的情景在泰晤士河上的千禧桥、圣保罗教堂也可以看到。各单位照常运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参观了《卫报》、布隆博格等，在那里给人的感觉是，伦敦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

　　《卫报》发行部的一名员工在7月7日的爆炸中身亡，但在7月26日上午的编前会上，除了编辑们报的选题仍然围绕着恐怖袭击外，他们的表情说明，日常工作依旧继续。我问《卫报》的新闻部执行主编艾尔伯特·斯卡迪诺，爆炸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我们跟普通的伦敦人一样，照旧出门工作，心里祈祷不要成为袭击的牺牲品。

　　只能从英国的媒体上寻找伦敦人受到影响的证据。据BBC报道，上周六(7月23日)上街购物的人比平时下降了22%；7月26日《泰晤士报》公布的一个调查显示，27%的人表示会改变日常的行程，避免到伦敦市中心，而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爆炸和安全恐慌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英国的旅游业显然受到了影响，目前还没有统计数据来支持这个判断。意甲劲旅AC米兰取消了原定与水晶宫的比赛，成为了英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伦敦遭遇袭击后的第一个外国旅游团则来自中国，英国的媒体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态，这些于7月24日抵达希斯罗机场的中国游客也幸运地成为了王室成员的座上客，被安德鲁王子在伦敦塔接见并宴请。

伦敦是“世界的中心”，格林威治天文台将地球分为东西两半；英国人以他们所在的位置为中心，划分出近东、中东和远东，这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老大帝国的自我中心意识太根深蒂固了，以至于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根本不会从自

　　一场本可避免的“误杀”

　　英国官方至今仍然没有为这个无辜者的惨死道歉。伦敦地铁警察长官伊恩·布莱尔只是表示了“最深切的遗憾”(deepest regret)。托尼·布莱尔首相直到7月26日才说，他对此感到“极度难过”(desperately sorry)。至于道歉(apologize)一说，只是媒体的解读。

　　这激起了《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蒂姆·黑姆斯的愤怒，他在文章中说，至少警方应该说些比“遗憾”更进一步的话，并且明确地承担责任。

　　出事的当天，梅内塞斯约了他的朋友艾维拉在家里见面，艾维拉后来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梅内塞斯已经死了。面对BBC的镜头，艾维拉说：“没有了他，生活将会不同。”

　　关于这起滥杀无辜的事件本身和伦敦警方其后的反应，存在很多值得置疑的地方。首先，在枪杀发生几个小时后，警方表示相信死者与爆炸案“直接相关”，甚至可能是在逃的四名嫌犯之一。但在枪响之后，警察完全可以立即确定死者的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攻击性武器，而且通过死者随身携带的证件也可以表明他的身份，没有任何理由在几个小时后还做出上述判断，而且在一天之后才被迫承认死者与爆炸无关。

　　其次，警方最初关于事件过程的描述是：死者住在斯托克维尔地铁站附近，警察在他进入地铁站的时候试图拦住他，但他跳过检票机跑下地铁车厢。事实是，梅内塞斯住在伦敦南部塔尔斯山(Tulse Hill)一个受到监控的公寓里，当天上午，他从家里出来，先是上了2路公共汽车，大约15分钟后到达斯托克维尔地铁站，打算在这里换乘地铁。他在出门以后一直被跟踪，如果他是一个携带炸药的袭击者，完全可能在公共汽车上引爆，对此警察比谁都更清楚。但他们一路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却在梅内塞斯买地铁票的时候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将他追赶至地铁车厢后掏出枪打死。梅内塞斯的表兄派雷拉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如果怀疑他藏有炸药，为什么不在他前往公共汽车站的时候拦住他？这是没有办法说得通的。

　　再次，警察身着便装，任何一个人如果一路被三个人跟踪，都会感到恐惧，尤其是他们冲过来的时候。梅内塞斯的表兄说，他的表弟英语很好，不可能听不懂警察的指令。《泰晤士报》对现场目击者的采访表明，没有听到警察喊过任何表明身份的话。

　　警方刻意渲染梅内塞斯穿了一件不合时令的厚夹克，行为反常，并宣称他的签证已经过期，但这些都不能成为警察滥用暴力的根据。最后，对一个已经跌倒在地失去危险的人而言，冲他的脑袋连开8枪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必要的。

　　即便存在如此多的漏洞，伊恩·布莱尔却没有选择承担责任，他在表示遗憾的同时甚至还态度强硬地说，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舆论剑指“格杀令”

　　梅内塞斯的意外死亡使伦敦警方的“格杀令”浮出水面，伊恩·布莱尔的前任约翰·斯蒂文在英国《世界新闻报》上承认，他在任期间引入了这个显然是受到以色列“定点清除”启发的政策，他为此辩解说：“我们生活在面临着独一无二的邪恶的时代，与不可名状的残忍进行战争。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尽管有发生悲剧性错误的可能，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格杀令”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英国法律联合会主席斯坦利·贝斯特质问：“是谁授权这样直接处决嫌疑人？允许这么干的法律在哪？”

　　蒂姆·黑姆斯的评论更发人深省：“如果基地组织制造了这样一种气氛，警察可以向一个普通人连开五枪，而整个社会对此只是耸耸肩就算了，那么恐怖分子已经赢得了胜利。”

　　爆炸帮了布莱尔？

　　英国国内反战的声音一度给布莱尔首相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但恐怖袭击在某种程度上帮了他的忙，现在他有更充分的理由将战争进行到底。

　　英国穆斯林联合会的阿扎姆·塔米米委婉地批评英国政府：“我认为问题是……所有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政治背景。如果我们没有去伊拉克，这些事(爆炸)永远不会发生。”

　　但布莱尔并不接受这种说法，他不认为袭击与其对外政策有关，不认为与伊拉克战争有关。他说“我们不能给这些人任何找理由的机会”。

　　《泰晤士报》7月26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两次恐怖袭击过后，虽然认为袭击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人比例上升，但布莱尔的支持率却攀升至2003年巴格达被攻陷以来的次高点。

　　今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反恐法》，但布莱尔原本授权政府实施“戒严令”的要求被议会驳回。7月26日，布莱尔与保守党领袖麦克尔·霍华德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肯尼迪举行了90分钟的会面，就三项新的反恐措施进行了讨论。霍华德在会面结束后表示，在非常时期，政治家们必须合作，言下之意就是保守党同意这三项举措。肯尼迪则只对第三项持反对意见。有了这两大反对党的合作，布莱尔的提议有希望在议会秋季复会后变成法律。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在“9.11”之后所经历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可能在英国重演。

　　以仇恨对抗仇恨

　　上周六出版的《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称，伦敦的一些穆斯林书店仍然出售宣扬仇恨和教导如何策动袭击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如果英国政府为了防止可能的爆炸而限制这种言论，那将是对他们一直宣扬要捍卫的普世价值的一种侵犯。

　　也许并不只是巧合，针对这些出版物和书店的措施恰是三位党魁闭门讨论的议题之一，但他们没有明确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们要从尽可能深的根本上对待这些问题，直到我们在每一个层面上面对这些人(恐怖分子)。不只是他们的手段，而是他们的理念。”这是布莱尔关于对付恐怖主义的最新说法，也是英国人看待问题方式的另一个典型表现。

　　在第一次恐怖袭击的策动者被证明曾经到过巴基斯坦后，英国立即将矛头对准了这个南亚国家，将责任推给对方，穆沙拉夫随后下令逮捕了近两百名武装分子。这激起了巴基斯坦人的强烈反弹，最后穆沙拉夫也忍不住批评英国，先把自己的事搞好再来批评别人。

　　《泰晤士报》收集的极端分子的口号中，有这样一条：“既然他们热爱生命，那么我们就热爱死亡。”不知道布莱尔首相是不是会真的认为，有些人天生就热爱死亡。

　　7月16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的封面是一张漫画人头相，头脑中充满了“仇恨”(Hate)。可惜，布莱尔只是将“仇恨”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来看待，选择了也“仇恨”进行战斗，而不是思考一下仇恨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仇恨，如何化解。

　　如果英国人仍然选择在既定的道路上走下去，惟一可能是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引发更多的冲突。对于这个已经不太平的世界，这绝对不是一个福音。

就两次爆炸对英国的影响，《时代人物周报》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冯仲平认为，伦敦发生的这两次爆炸和美国“9·11”事件的区别之处在于，一个是“外敌打击”，一个是“祸起萧墙”，英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加大反恐力度和团结英国国内穆斯林之间找到平衡，否则会“越反越恐”。

　　“阵痛之后是长痛”

　　时代人物周报：为什么伦敦会在间隔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两次恐怖袭击？

　　冯仲平：目前警方还没有破获这个案件，但两次爆炸应该是有密切联系的，不是孤立的事件。这样他们的动机就可以建立起来了，还是在最大程度上制造心理恐慌。

　　时代人物周报：那么形成这两次恐怖袭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冯仲平：一个原因是整个西方社会同阿拉伯世界，同穆斯林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比如最早的巴以冲突，西方偏袒以色列；从阿拉伯自己考虑的话，就是阿拉伯世界没有赶上全球现代化的发展，在世界上是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处于一种弱势，他们感觉自己的文明要被强者的文明、西方的文明吞并。

　　另外，在英国，成为人体炸弹的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新一代的穆斯林年轻人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好多人失业。而且他们自己也没有国家认同感，是无根的一代，国家认同不明确，再加上极端势力的影响，很容易出事。

　　时代人物周报：有人说伦敦“阵痛之后会是长痛”，你如何理解？

　　冯仲平：这个所谓的“长痛”我想是伦敦人认识到，在经历第二次恐怖袭击后将要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怖气氛下。第一次袭击后，大家认为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但一般都觉得应该有一段间隔，但没有想到同类的事情会来得这么快，这让大家感到伦敦要防止恐怖袭击是很困难的。

　　布莱尔表现了领导才能

　　时代人物周报：两次爆炸之后，你觉得是反战声音会更大还是相反？

　　冯仲平：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了，目前就是一个撤军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英国人应该是支持布莱尔政府的，从国家团结的角度考虑，英国民众不想让人感觉自己向恐怖主义屈服。目前也有说法讲这次恐怖袭击可能与布莱尔的伊拉克政策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种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让布莱尔政府改变这个政策，但是如果不断地遭到恐怖袭击的话，我估计布莱尔政府的压力会很大。

　　时代人物周报：这次袭击是否巩固了布莱尔的地位？有民调显示他在国内的支持率上升了。

　　冯仲平：我认为首先他的危机处理方式表现了他的领导才能。英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是支持战争的，公众反对战争但是政府和反对党领袖都支持战争。

　　时代人物周报：你觉得英国政府这种紧跟小布什的反恐政策会改变吗？

　　冯仲平：我觉得不会。布莱尔不觉得他的反恐政策有问题，他和布什有个共同点是觉得他们是为信念而奋斗的。布莱尔到现在也不会承认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

　　伦敦爆炸和“9.11”不同

　　时代人物周报：你觉得连续两次恐怖袭击是否会让英国出现类似美国“9.11”之后的状态？比如国内爱国热情的高涨等等。

　　冯仲平：英国的反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对“9.11”的感觉是外部入侵，恐怖分子是从外面来的；英国人认为是“祸起萧墙”，是自己的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所以美国式的爱国主义不会在英国产生，英国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处理国内少数民族、移民、族群关系，穆斯林群体和主流社会的融合问题。

　　时代人物周报：布莱尔现在会不会像小布什在”9·11”之后一样，以强硬领导姿态出现，然后加大力度进行反恐名义下的行动？

　　冯仲平：布莱尔不会像美国总统那样成为一个战时总统的，他很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必须在加大反恐力度和团结英国国内穆斯林之间找到平衡，否则他会越反越恐。布什在“9.11”之后认为打击是从外部来的，可以对外进行报复，但是布莱尔的力气往那使？他加大反恐力度也可以，但是必须千万保持谨慎，不能把反恐和反穆斯林混为一谈，否则就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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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之后，埃及再现连环爆炸

　　距离伦敦第二次发生爆炸不足两天，埃及红海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的爆炸声又接二连三地响起。7月23日凌晨，在事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连环式的爆炸在这个沙漠城市发生，目前已有90人死亡，200人受伤，这一天是埃及的国庆日。

　　尽管此前已经有一个自称是“阿卜杜拉——阿扎姆烈士旅”的组织声称为沙姆沙伊赫连环爆炸案负责，但埃及的专家指责以色列应该为这起近十年来最致命的连环袭击负责。

　　有分析认为，是埃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关系密切才导致遭遇恐怖袭击。事实上，埃及不仅和美国关系密切，在中东国家当中，它和以色列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两点使其一直是中东的极端分子袭击的目标。这次埃及袭击当中没有以色列人，几个星期前，以色列当局已经向旅游者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到西奈半岛旅游。

　　发生连环爆炸的沙姆沙伊赫因是埃及著名红海旅游胜地，每年吸引了大批欧洲与以色列游客。该城同时也是解决巴以矛盾冲突的见证之地。近年来多次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高层领导人会晤，所以又被称为“和平之城”。2002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2000-2001年和平之城奖”颁发给沙姆沙伊赫，以表彰这座城市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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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后的恐怖袭击

　　自从2001年美国纽约发生“9.11”恐怖袭击之后，恐怖分子已经策划了多起震惊世界的袭击事件。

　　◆2002年10月12号，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的一家夜总会和美国领事馆附近，连续发生两起爆炸事件，造成202人死亡，至少330人受伤，伤亡者主要是来岛休假和旅游的外国游客。这是“9.11”一年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事件。

　　◆2003年5月12日和14日，俄罗斯车臣纳德捷列奇诺耶区政府大院和车臣古杰尔梅斯区分别发生爆炸事件，共造成7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

　　◆2004年2月6号，莫斯科一地铁列车发生爆炸。事发时，这辆地铁正停靠在莫斯科市中心附近的巴甫洛斯卡娅地铁站。这一爆炸事件共造成4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半年后的8月31日，一名妇女在莫斯科里加地铁站附近实施自杀式爆炸，共造成60余人伤亡。

　　◆2004年3月11号，西班牙当地时间早晨7点30分左右，马德里市中心阿托查火车站发生列车炸弹爆炸。当天，马德里总共发生了10次炸弹爆炸事件，这些爆炸均发生在火车、火车站内或者车站附近。“3.11爆炸”共造成了190人死亡，近1800人受伤。

　　◆2004年9月1号，一伙恐怖分子占领俄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1000余名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劫持为人质。尽管最后俄罗斯政府营救了大部分人质，但还是有300多人死亡，其中近一半遇难者是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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