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争端的背后

　　能否处理好眼下这场贸易争端，是中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一个重要关口

　　“公平是强者的公平，弱者是没有公平的。这个公平由谁来判定?是美国。”接受《瞭望东方采访》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一语中的。

　　6月5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结束了其首次访华之行，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平心而论，我不相信中国对我们关系面临的政治压力有充分认识。”

　　随后，6月7日举行的“中欧经贸论坛”上，欧盟方面承认中欧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是“一个政治问题”。

　　显然，这已不仅仅是一场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作为WTO最基本的原则，自由贸易原则正在成为美国和欧洲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筹码。

　　在国际关系中，历来“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美国号称为了保护70万国内纺织工人，欧盟则表示“为欧洲的250万工人而战斗”，那么，拥有1900万纺织工人的中国更有理由选择说“不”。

　　纺织品总在浪尖

　　中美之间从未停息过的贸易摩擦中,几乎每次都有纺织品的身影。事实上,中美纺织品贸易额仅占中美双边贸易总额的6%。

　　“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实现了后工业化。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业包括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就开始下降，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大幅提升。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打低级的纺织品贸易战?”张燕生问。

　　“因为纺织品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WTO研究教育学院副院长邱贵溪的答案简单明了。

　　目前，中国纺织行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10%左右，从业人员占14%多，而中国纺织业的实际海外依存度达30%。简单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对美国而言，只要压制纺织品行业，就可能压制整个中国经济，纺织品贸易已经成为美国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筹码。

　　眼下这场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纺织品摩擦，如果没有美国的步步紧逼，目前白热化的局面本可以避免。

　　自2003年首次对中国少数纺织品实行“特保”之后，整个2004年，美国一直在寻找压制中国纺织品的理由。2005年1月1日配额取消后，一季度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给美国提供了“口实”，美国立刻大范围“设限”中国纺织品。

　　“与其说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密集的贸易保护是一种抬头，不如说是一种积蓄，”张燕生这样分析，“美国对中国大动干戈，WTO的门槛条款、现在的特保……处处表现是有预谋的。”

　　早在2004年，中国就考虑到纺织品配额取消可能会增加中国的出口，因此在2005年1月1日，宣布对148项纺织品加征出口关税。中国的诚意可见一斑。

　　“从2004年下半年起，我们就没有一刻喘息的时间，”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王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的一些中介组织，我们全都见遍了，而且见了不止一次。今年1月和4月，我们两次出访美国。会长带着一些企业出访了18天，美国有关的政府机构和中介组织全都见了，对他们做解释说服工作。今年5月1日起，美国在华的商会我们全都见过。”

　　5月20日，中国根据自己调查的结果，宣布对78项“敏感”纺织品再次大幅度提高关税税率，多数提高到原来的5倍。

　　然而，中国的诚心和努力没有换来应有的回应。5月23日和5月27日，美国正式对中国7类纺织品出口实施数量限制。

　　至此，中国的态度只能强硬。

　　谁在违反规则

　　不只是纺织品贸易，在双边贸易问题上，美国总是一再指责中国“违反规则”，但事实又是怎样呢?

　　在兑现中国加入WTO承诺方面，美国找不到把柄。“事实上，在市场开放等很多方面，我们比原来承诺的时间还提前了。”邱贵溪介绍，“当时谈判的时候，有些条款我们还是比较保守的，后来实施起来，很多都提前了。”

　　而总以“规则”示人的美国又是怎么做的呢?

　　根据1993年12月达成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到2005年1月1日，这10年过渡期分4次把纺织品配额取消，其中到2002年1月1日，就是倒数第二次取消配额的时候，应该是取消了51%的配额，2005年取消剩下的49%。但是，美欧的做法是把70%的配额留到了2005年1月1日。

　　正是美国的违约导致了中国厂商在2004年没有赢得他们应当赢得的市场份额，引发一季度出口数字剧增。何况美国、欧盟所依据的数字是今年一月和二月。这往往是中国出口的大月份，就此对全年设限，并不合理。事实上，目前中国对欧美出口趋势，已开始回落。

　　单就原则而言，纺织品贸易已实现一体化，中国企业有权利享受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而中国并没有促使纺织品出口激增。商务部十项措施限制出口增长，原是中国义务之外的事情，是中国对世界经济负责任的表现，应视为中国为维护长期贸易环境做出的贡献。

　　张燕生分析:“这次2005年5月1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特保，距离4月4日美国发起的为期90天的相关调查尚不足45天。”

　　“美国信奉的不是规则，而是实力，是典型的贸易霸权。”张燕生认为。

　　规则背后的利益

　　规则的背后是利益。在纺织品贸易问题上，王宇表示:“美国实际上就是限制中国的政策，它不光是保护本国的产业，还要保护它周边国家的产业。”

　　张燕生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美国打击中国纺织品，出于“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需要”。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墨西哥的纺织品服装能够免税进入美国市场，而且这些优惠也同样适用于加勒比贸易协定的各个加勒比国家。

　　在“以对自己有利”为标准的美国规则中,“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都只是借口。只要不符合自身利益，美国可以退出《京都议定书》，可以反对国际刑事法院。世贸组织是美国自愿受其约束的为数不多的重要多边机构之一,美国还是出台了“特殊301条款”,这一条款的实质就是美国制定的单方面贸易制裁措施。

　　翻开近现代世界贸易史，发达国家利用规则为自己利益服务事例不胜枚举。

　　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是第一个“世界工厂”,其工业制成品曾在全球范围无人可与争锋,同时需要大量进口各种原料,因此成为自由贸易主义理论的发源地。

　　而立国之初的美国并不以工业见长，为保护其国内工业发展，南北战争后实行了长达70年的高关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对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制成品的平均关税率一度高达50%，由此招致了欧洲国家同样水平的高关税报复，酿成了一场惨烈的贸易战。

　　二战后,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之一的美国1947年发起拟订了关贸总协定(GATT),在全球推行贸易自由化。作为GATT的升级版，世界贸易组织(WTO)于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关贸总协定被称为富人俱乐部，WTO则被认为更具全球性。但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国际贸易摩擦从未间断过。从1963年的美欧“冻鸡战”起，到后来美、日、欧之间的“钢铁战”、“汽车战”、“半导体战”。直至今日，美国和欧盟都还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就补贴飞机制造商空客和波音的争议对簿公堂。

　　这些贸易摩擦的深层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后的欧洲和日本实现经济复兴后,开始在经济上冲击美国的霸主地位。观古可以鉴今。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美国的矛头对准中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走向贸易强国

　　“入世三年，中国贸易额翻了一番。从货物贸易来讲，中国已经跨入全球第三大国，第一美国，第二德国，第三是中国。”

　　说这些话时，邱贵溪并没有显现出自豪:“中国的加入把整个世贸组织结构彻底改变了，原来是美欧日加四大天王的历史，中国陆续超越了加拿大和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体，量这么大，别人肯定都要盯着你，贸易摩擦增加是必然的。”

　　“中国是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这句话已经听过太多，邱贵溪还是再次强调。事实上，进出口数量的增长并没有使中国获得同等的贸易优势。

　　在进口方面，石油被认为是关乎国家外交政策的政治类商品，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但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国际原油市场上的控制权。在其他大宗贸易商品领域同样存在被外国供应商所控制的情况。

　　全球钢铁、铜、铝价格上涨时,国际上近乎统一的口径是中国经济过快增长造成了需求的旺盛,导致价格上涨;价格开始下跌时，又把一切归因于中国经济放缓，甚至连咖啡豆价格的下跌都要归因于此。

　　邱贵溪介绍，在国际分工中，已经形成了“美国科研，日本设计，中国加工”的链条，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体系中占到50%，而高端产品出口比例非常小，这一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

　　这就是我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现状，也是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各种中国论调的基础，忽而“中国威胁论”，忽而“中国机会论”，对待中国的政策成为政治势力博弈的筹码。

　　在采访中，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专家，都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在外贸中，我们不能再以量取胜，要注重质的提升”。

　　不过，王宇强调:“现在不是一味检查自己的时候，欧美问题必须先解决，我们不能就范美国的限制，如果这样有可能把我们打拼10年的成果丢掉。”

　　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应有的强硬。此次贸易争端中，薄熙来的强硬姿态让许多人意外。外电联系到前不久吴仪的“拂袖外交”，评论说，在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了更足的底气。

　　这说出了一部分事实。虽然中国经济规模以美元GDP统计在世界上排名第七,但是增量意义上,中国的影响力却超过了这一排名。2004年以来,“中国需求”成为与美元美息、石油价格并列的主导世界经济走势的三大因素。这不但是中国实力的体现,而且让中国领导人可以更从容更直率地与西方讨价还价,捍卫自身利益。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22次集体学习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发挥好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将“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以质取胜,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摆在第一位。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体现出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变贸易大国为贸易强国的战略意图。

　　而能否处理好眼下这场贸易争端，则是走向贸易强国的一个重要关口。

　　争端会不会升级

　　6月10日,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来到中国。欧盟委员会在新闻公报中称，曼德尔森将在上海与薄熙来举行会谈，争取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以解决中欧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

　　而中美方面的摩擦没有缓解的迹象。不过，尽管中国在取消纺织品出口关税问题上表示出强硬的态度，但仍然表示愿意通过协商妥善处理摩擦问题。

　　5月3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薄熙来坦率地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中国纺织企业已经要求政府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这种)不满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讲报复，因为中美、中欧经贸合作的领域非常宽广。”

　　“归根到底，贸易中大家争的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利益争夺，中国手里也有谈判的筹码，”邱贵溪认为，“实在谈不拢的话，就可以到世贸组织打官司。”律师出身的邱贵溪主张“利用规则对待反规则”。

　　张燕生表现得则没有这么乐观:“我们当然可以向WTO组织进行起诉，但不要抱太大希望。它只是一个协调对话的组织。不要期待WTO会遏制美国，这是非常幼稚的。”

　　“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在2008年不会消停，”纺织品工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孙淮滨预测，“贸易量加大，摩擦肯定随之增加，他们会滥用我们入世的承诺。”

　　关于纺织品争端解决的预测意义并不大，因为美国此次针对中国的攻势是全方位的，纺织品只是其中一项，或许美国更关心的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时代》周刊撰文指出:“华盛顿扬言要将身为世界头号消费大国的美国与其头号供应商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

　　中国政府也有准备,在全球关注人民币汇率、中国纺织品等问题的背景下,中国“财经外交”显现,在多边、双边财经机制中,着力争取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措施、经济理念和经济基本制度的理解和支持。

　　回顾战后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史可以看出,尽管摩擦不断,但毕竟没有阻挡住各国的对外贸易以比经济增长更快的速度发展,更没有真的引发大规模贸易战。这一方面是各方毕竟认识到,发展国际贸易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另一方面,各国更重视的是在科研开发方面多下工夫,更快地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和产业升级。

　　“中国因素”在全球贸易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此次纺织品争端也许只算得上中国遭遇强力贸易保护主义的开端,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会在摩擦中生存成长,学会利用规则保护自己的权益。

解决中欧争端需双方让步

　　——专访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

　　“我承认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理由，但欧洲也有”

　　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刚刚结束对华访问后，6月10日，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也到达中国和中方协商解决争端。

　　欧盟驻华大使、法国人赛日·安博于6月8日下午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

　　“配额已经死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欧之间争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争端向什么方向发展?

　　安博:你知道，从2005年1月开始，世界纺织品贸易体系中就没有了配额制度。随着中国加入WTO，配额制度最终终结。配额已经死了。纺织品已经被融合在整个世界贸易当中。

　　当然，中国的公司有权利利用他们在价格、质量等方面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出口产品。但最近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我们不得不担心，那就是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总量不是一般意义的增长，其比例和规模已经达到了超乎寻常的地步，增长率有时达到3倍以上，或者更多。

　　与之相伴的是纺织品价格迅速下降，我指的是单位价格，如单个T恤的价格，大大降低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所以在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一种现实的危险，即生产纺织品的公司将因为这一出口剧增而面临迅速死亡。WTO协定在预设条款中有规定，在出现市场扰乱的情况下，我们有权采取保护措施。

　　美国在两个月之前已经实行了保护措施。我们已经开始了调查，我们希望区别正常的出口增加和市场扰乱的情况，但我们还没有采取任何单方面的措施。最近，我们正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措施不同于美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采取的一些自动限制出口的举动及效果?

　　安博:当然，现在这些措施已经取消了。坦率地讲，我们欢迎中国增加出口税。但是，出口税可能在经过几年后才能有效果，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直接危险，对企业来说，几周之内就意味着生存或者死亡。所以我们希望中国采取的措施是能够迅速产生效果的，而非中长期的。

　　《瞭望东方周刊》:欧盟准备采取的保护措施违反了WTO的规则，你怎么看?

　　安博:不能这么说。在中国的入世协议中有很著名的一段，就是242条。其中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保护措施。当然，我们同意中国商务部的说法，首先我们必须证明确实发生了市场扰乱的情况，而且这种市场扰乱确实是因为中国纺织品的出口产生的，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但一旦我们证明了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扰乱了市场，我们就有权利采取保护措施。

　　我再重复一下，欧盟采取的措施不同于美国。因为直到今天，2005年的6月8日，我们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你有一集装箱的纺织品从中国运往阿姆斯特丹，正在路途上，没有人会阻止你。

　　中国公众可能混淆了正在磋商的要求和现实生效的措施之间的区别,有些国家已经实行了生效的措施,我们只要求开始正式磋商,以寻求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能从纯原则角度考虑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说法是,欧洲的纺织业者应当认识到,配额制度必将结束，从而在它结束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能把一切归咎于中国。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安博: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事实上,欧洲纺织业已经在适应了。在15年前，有2000万人就业于欧洲的纺织和服装业，现在只有700万人，这是很大的适应。

　　我们并非要中国减少出口,或者使中国出口不稳定,只是将中国的出口控制在一定的增速之下,以使欧洲的700万人口不至于因为公司的破产而失去工作或者改变工作。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我们的邻国，如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土耳其，它们的纺织品也出口给欧洲，而纺织业是他们惟一的基础产业，如果它们的产品被中国产品挤走，将会在那里引发更多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体现出智慧。如果双方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国就会说，“哦，已经没有配额了，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情了。”而欧洲说，“哦，WTO规则允许我们采取保护措施，所以我们就采取保护措施。”这对中国和欧洲都不好，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双方协调各自的原则。

　　我承认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理由，但欧洲也有。所以，都不要从纯粹原则的领域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根据伙伴关系的精神，找到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法。-

中国纺织业生死劫

　　中国纺织品企业如刀俎下的鱼肉

　　5月31日,儿童节的前一天,位于上海市郊的康盛针织制衣厂内机器轰鸣，29岁的沈青燕放弃了给3岁儿子买份节日礼物的打算，站在一台自动磨边机前忙碌着。在她身后，几十箱即将运往意大利的衬衫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

　　“我们是按计件工资发钱，做一件价值40欧元的衬衫只能赚到几分钱。老板说过了6月就没有订单了，所以现在我们都拼命加班，能多挣一点是一点。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呢。”说这话时，沈青燕一脸茫然和无奈。

　　欧美设限不仅影响了纺织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连位于中国内陆的山西省纺织工人也受到冲击。山西云河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纺织女工王女士说:“我每月工资只有500多元，相当于美国一件中档衬衫，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连这么点收入都要卡我们。”

　　“现在下半年的单子已经很少了。如果能渡过难关，我们的纺织品就能打败天下无敌手;渡不过，有的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位于绍兴市袍江工业园区群贤路上的无极服饰有限公司外贸部总经理张永良说。

　　“工厂受不了”

　　绍兴无极服饰有限公司是绍兴的一家中型企业,以生产衬衫、男装、女装为主,其中衬衫、裤子正好名列美国设限的范围。

　　“我们今年本来准备企业转型,提高质量，加大对欧美的出口，结果计划全部打乱了。”张永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市场我们已经放弃了，欧洲的还在做，现在单子接到7、8月份，多的不敢接。市场低迷，工厂受不了呀,机器闲着,工人工资还要照发。”

　　无极服饰公司已经决定从6月1日开始，把原本23条生产线压缩了9条，这9条由生产衬衫改成生产羽绒服。几十名纺织工人也被迫离开。在会客室，《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注意到，座位旁边的一个大沙发里，高高堆着的都是衣服，一半是羽绒服，一半是衬衫。张永良说，“到今年下半年，工人下岗、失业肯定更多。”

　　《瞭望东方周刊》从浙江省外贸厅得到的数据显示:浙江省2004年出口“受限”七大类纺织品的企业有853家,今年1-4月达到952家,占整个出口企业的18%。

　　这个数据还只是有自营出口权的企业，如果加上无数个为出口企业做加工的生产厂家，受损的面就更为广泛了。

　　据浙江外贸厅对外贸易处处长马建国透露，由于浙江的块状经济的特点，美国“特保”对浙江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冲击相当大,尤其是宁波、绍兴、萧山等地，影响面也较广，甚至危及部分人员的就业。

　　浙江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在2003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中排名第14位，仅对美国出口金额就有1505万美元。公司董事总裁潘敏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设限的产品，我们公司都有，受损面可能达到20%左右。”

　　在今年的前半年里，浙江纺织业不止一次遭遇国外设限的痛苦。

　　“今年年初,土耳其突然对中国出口42种纺织品设限,我们的产品有的已经进他们海关了,有的在海上漂了,这一笔业务有几百万美元，这块对我们影响比较大。”

　　在素有“中国最大服装出口基地”之称的平湖，嘉兴雪飞制衣有限公司面临同样的命运。就在欧盟准备启动特保的当口，公司刚和德国一家公司签了一笔69万条裤子、金额达190万美元的大单。

　　该公司业务经理沈先生说,“如果欧盟要对裤子设限,我们的损失就很大了,我们要到商务部备案,国家要保护我们呀。单子既然接了,我们肯定是要做了。”

　　对国企影响更大

　　与众多民营纺织企业相比,中国国有纺织企业由于历史包袱更重,职工数量更多,因而受到欧美出口限制的影响更大。

　　天津市第二棉纺织厂是国有老厂。由于受到欧美设限的影响，该厂党委书记黄汝谦预计今年企业的销售额会下降20%，因此工厂正酝酿取消年初制定的上调10%的工资计划。目前，该厂一线员工的月平均工资在750元左右，大大低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而且，在该厂目前在职的4000名员工中，有10%左右是夫妻员工和兄弟员工，如此低的工资实在难以满足整个家庭的开支。

　　黄汝谦说:“在大部分职工看来，虽然工资不多，但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很满足了。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企业承受不了欧美设限的打击，采取减产裁员措施，那时才真是‘大难临头’了。”

　　利润微薄

　　作为世界大工厂的中国，纺织品企业从整个纺织品产业链条上，赚取的是10%不到的一部分利润，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而且，在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纺织品的价格、利润仍然在走下坡路。

　　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容长辉博士说：“中国向欧美出口的任何一件纺织品，其80%以上的利润都被欧美厂商所垄断，中国制造商和工人所获得的利润相当有限，但众多工人就是靠着这样有限的利润维持着生计。”

　　“这是市场经济规律。”雪飞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锦华对此想得很开。“我们生产1条裤子5块钱,拿到美国翻个10倍,我们赚一块钱,人家赚10块钱,这很正常。做附加值低的东西,利润当然低。以前我做过大路货,利润只有2%-3%;而现在我们给品牌服装做生产，利润率有20%-30%。”

　　为了更加节约成本，不少浙江的生产性企业，都把自己的工厂建在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无极服饰去年就已经在江西上饶建立了工厂。“上饶生产一件衬衫，成本要便宜一美元。”而雪飞制衣的一部分工厂也建在苏南。

　　何以渡难关

　　“我们企业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环境，只能适应这个环境。”浙江纺织品出口集团董事总裁潘敏民无奈地说，“如果欧美扩大特保范围，或者贸易摩擦继续僵持，纺织品行业气氛继续观望，就会有更多的纺织品企业裁员，工人失业，以至于工厂倒闭。这将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现在业务员跑来问我，这个单子要不要签，我很难判断了。万一判断失误，引起损失，那样多尴尬。” 潘敏民说。

　　面对特保对浙江纺织品企业的冲击，浙江省对外贸易厅早就在中国取消81种纺织品关税政策之前，走访绍兴、宁波的多家纺织品企业，分三次向国务院信息办汇报情况。

　　浙江外贸厅对外贸易处庄谨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外贸厅趁这次领导都到宁波参加国际日用品消费博览会的机会，组织了一场纺织品内部讨论会，邀请了一些纺织品企业，听取他们的意见，商讨为纺织品企业解困的对策。”

　　这位管理10多年纺织品配额的政府官员说，“浙江省有6600多家纺织品企业，涉及千家万户。浙江省一直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应对欧美特保对浙江纺织品行业的出口限制;另一方面企业自己要未雨绸缪，改变产品结构，转换市场;之外，我们也在呼吁商务部、商会等从自己的层面多做工作，建立出口的预警机制，帮助我们企业渡过这个难关。”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说,纺织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产业,同时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的直接就业人口大概有1900万,且相当一部分人是在低收入家庭。

　　6月9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说，经初步估算，美国设限会给中国纺织业带来20亿美元的损失，波及40万中国纺织工人。-

贸易摩擦启示录

　　应对贸易摩擦，几乎是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在走向发达经济过程中的必修课

　　就在中国政府就纺织品特保调查和美欧针锋相对的时候，中国的皮革协会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出口增长，发出了欧盟可能在今年6月采取“特保措施”的预警。

　　中国皮革协会秘书长苏超英预测，虽然目前欧盟正忙于解决纺织品问题，鞋类产品的设限问题被暂时搁置，设限也未进入正式程序，但企业仍需要谨慎对待，关注事态发展。最新的消息证实了这个判断。

　　一战未休，一战又风雨欲来。世界贸易组织(WTO)总部2004年的数据显示，在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中，中国不论在进口还是在出口上都仅次美国和德国，名列世界第三。贸易额越大摩擦越多，这一基本规律逐渐被中国人体会到了。

　　应对贸易摩擦，几乎是每一个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在走向发达经济过程中的必修课。

　　首战告捷:中美钢铁案

　　《WTO诉讼》，935页，310法郎，折合人民币1750元，在瑞士日内瓦WTO总部的书店被一次买走了7本。这是一本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程序和案例研究专著。售书的老太太见一次买走这么多价格昂贵的书，非常惊讶。

　　买书者是中国派往日内瓦参加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首次听证会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这是中国入世后，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到WTO打官司。诉讼的起因是2000年3月20日美国根据其1974年贸易法201条款对全球输入美国的10种钢铁产品采取了保障措施。

　　中美钢铁案是中国入世之后第一次向WTO提交的争端解决案件。2001年12月11日，中国刚刚入世，2002年年初，就碰到了这个案例。这个案例第一次让中国尝到了入世的甜头，虽然整个审理过程长达21个月，但最终首战告捷。

　　中国常驻WTO使团大使孙振宇当时告诫代表团，这次的钢铁案表明中国开始参加WTO事务的管理，WTO规则仅从书本上学是不行的，必须从实践中学。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朱榄叶教授是WTO贸易争端专家组3名中国专家之一。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钢铁案子，中国主要是跟在后面起诉，起草文件和别人差不多就行了。开庭审理的时候,就跟着听,学习了一些经验。”

　　据她介绍,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一共当过一次原告、一次被告。当原告是中美钢铁案,当被告是集成电路案。

　　2004年3月18日，美国就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退税政策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3月26日，中方答复美方，同意与其磋商。最终双方于7月14日，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问题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撤诉，该案得到和解。

　　“但除此之外，中国有30多次作为第三方参与了其他案件的审理。”朱榄叶说，“在这些案件中，中国不仅旁听，还提取材料。专家组要听取第三方意见，也会将第三方的意见写在报告当中。” 她认为，中国经过这几年的锻炼，“真的要打官司，中国不会没有人，经验也挺好。”

　　但如果这次的纺织品争端最后不得已上诉到WTO,中国能否有这个自信打赢官司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上海WTO研究中心秘书长沈大勇不久前走访了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处。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孙振宇的秘书对我说，他们能够从事谈判的人不超过20个。这些人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可惜的是人数少，忙于各种事务。”

　　沈大勇对中国的WTO谈判实力感到担忧，他说:“国外专业谈判人员比他们多，而且他们背后还有企业、行业准备材料，这个我们没有。所以问题一是人员少，二是没有后援。”

　　大获全胜:温州打火机案

　　根据WTO今年5月19日发表的2004年新发动的反倾销关税案件统计，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的反倾销案件达到了42件，是199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反倾销案件为148件，比上年减少了30%多。中国已经10年来连续成为反倾销关税最大对象国。

　　在各种贸易摩擦中，中国人对反倾销案件是最熟悉的。很多人对当年的温州打火机案都不会忘怀。

　　温州是中国打火机主要生产基地,年外贸销售量达6亿只,占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其中三分之一出口欧盟。

　　2001年9月，欧盟就对温州打火机启动技术壁垒的CR程序，规定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要设置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装置。2002年5月，欧盟又开始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2002年7月,温州打火机协会组织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等打火机行业15家龙头企业、无偿集资200多万元积极应诉,并聘请了比利时和法国有经验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产业无损害抗辩”,另有1家企业——方打火机有限公司申请市场经济地位。

　　2002年9月至12月,欧盟官员多次来温州，对中方应诉企业的财务、销售、成本等所有账目进行详细调查，最终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

　　2003年9月13日，温州市打火机协会接到代理律师转来的欧盟正式终止对中国打火机反倾销调查的官方公报。历时一年多的中国打火机行业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取得彻底胜利。

　　这一决策,惠及整个打火机行业。温州打火机行业也在应诉中找到了被动挨打的原因,协会与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建立了“民间联盟接口”,形成了信息预警机制。

　　“纺织品行业协会能不能也学温州打火机行业一样，搞预警?我可以告诉你，是可以做，但很难。”沈大勇非常肯定地说，“纺织行业应该有预警机制，但是我们的纺织品行业原来是由政府部门改制过来的，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行业协会，本身的改制任务还很重。”

　　他认为，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协会官味还很重。但长远地来看，经过自我改造，总有一天会走到那一步。中国的行业协会应该像美国的行业协会一样，和政府谈判，维护行业利益;和企业谈判，让企业不要违规。

　　悬而未决:中美家具倾销案

　　与前两个案件相比，中美家具倾销案对于中国的警示可能更大。

　　美国商务部自2003年12月13日应美国一部分家具制造商申请,决定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木制卧室家具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4年,美国对中国“倾销”家具征收4.9%至198.08%不等的反倾销税。

　　2004年12月28日,美商务部发布公告,就对华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案的终裁结果进行修改,重新调整的税率除3家强制应诉企业略微上升,一些企业保持不变,大部分涉案企业的结果呈总体下降趋势。

　　“很多企业缺乏长期的眼光,用价格作为惟一竞争的手段,这是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朱榄叶说，“帮中国打家具官司的律师我在北京碰到过。他说，你知道吗，一套全木的家具在美国卖多少钱吗?300个美元，国内一套要卖1万多。”

　　“这个律师就问(企业)，这么卖你怎么养得起这个企业，他们说靠在国内卖高价。我说那不是莫名其妙嘛，拿中国老百姓的钱去贴美国老百姓。” 朱榄叶说。

　　沈大勇对此非常赞同:“企业首先要提高盈利能力。创利,而不是换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驻日大使馆商务处一秘在日本工作4年的金伯生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学习日本企业在贸易摩擦中成长。“我们的企业要练好内功，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档次，提高产品质量，创立品牌，转化增长方式。这是我们避免、减少贸易摩擦治本的一个办法。”

　　在金伯生看来，这就是日本企业的战略，所以他们把产品的档次越提越高，他的技术越提越高。到最后就不是把廉价的产品大量的倾销给你。而是用高技术的产品和你去抗衡的。如果我们的服装产品附加值更多一些，高端产品更多一些，摩擦也会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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