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建筑业的铺张浪费，正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上演。”跑遍了欧美20多个国家的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教授郑光复说。

　 5月中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编写的《我

　 大型公共建筑成为能耗和资金的黑洞

　 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4月底透露，我国建筑能耗惊人，建造和使用建筑直接、间接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全社会总能耗的46．7％。

　 据该负责人介绍，我国现有建筑中95％达不到节能标准，新增建筑中节能不达标的超过八成，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3倍，对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能源负担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建设中还存在土地资源利用率低、水污染严重、建筑耗材高等问题。“许多公共投资项目建成之日即亏损之时。”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邓晓梅博士认为，很多大型建筑由于盲目求大求新求洋，在一次性的高额投资之后，往往还伴随着长期的高额运营维持费用。

　 典型案例如重做方案的奥运文化体育中心。该建筑不仅最终核定造价达45亿元人民币，远远超过预算，而且为追求“极具震撼性的视觉效果”，对周边区域造成了光、热和声污染，在抗震，防火和交通设计上也存在严重缺陷。经多次优化无法完满解决，有关部门被迫花钱买断原设计，彻底重做方案。

　 这些成本得由纳税人负担，但普通纳税人却难有机会享用这些代价高昂的设施。因为造价高，要收回成本和维持运行，这些大型公共建筑在建成后的使用中往往需要高额票价的支撑。

　 建筑“一百年不落后”的追求大多出自各级决策人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我国的建筑正在抛弃适用、经济等基本原则，追求“前所未有”的怪、奇的形式。中国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正成为“巨型结构的游戏”。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建筑业处处长李德全认为，“巨型结构的游戏”之所以不断出现，有3个原因，一是搞基本建设的人都不是专家；二是工程建设中存在大量‘钓鱼工程’，立项报批时缩小规模造价，实施时再扩大面积；三是建筑工程普遍缺乏监督。

　 李德全认为，在西方国家，建筑的使用单位、建设单位、监管部门和决策部门各司其职；但在中国，往往是多角色合一，很难相互制约，这使得“在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中，审批程序上的‘可行性研究’往往变成‘可批性研究’，时间精力花在公关审批领导身上。”李德全说。

　 另外，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建筑市场相比，我国非经营性建筑使用部门的前期可行性研究确定性还比较差。而且在招投标环节，“加大了成本、监管不到位、监管成本高而效果差，虚假招标规避招标比比皆是。”李德全说。

　 而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则认为，“现在许多有争议的建筑设计，虽由建筑师绘制，但其设计要求来源于领导思想。什么‘新、奇、特’，什么‘一百年不落后’，这些提法大多出自各级领导之口。”

　 一个引发巨大争议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境外设计师在回答媒体质询时说：“他们（指政府决策者）喜欢这个方案，他们要这个方案”，反映的正是这个问题。

　 张锦秋提出，要制止建筑实践中的不良现象，必须从有权提要求、有资格决策的人做起。

　 如何杜绝“业主点菜、国家请客”

　 谁为巨型结构带来的建筑浪费负责？“如果是私营企业，很明确，由私营业主自己负责。但是对于用纳税人的钱建设的大型公共建筑，业主变为抽象化的国家，业主负责的机制如何落实？”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教授郑光复提出了一个目前在中国极为棘手的问题。“相对于私营企业投资的内部自我约束，公款投资必须加强外部约束来遏止浪费和贪污。目前国家发改委、建设部也正在对政府投资工程进行相对集中、专业化管理的探索。”李德全说。

　 李德全告诉记者，这种专业化的管理具体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

　 一是香港模式：即成立工务局，专门负责实施政府投资工程，从事大量技术性工作。深圳已经模仿香港建立了类似机构，该机构负责绝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如公路局、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管理。

　 二是代建制：即业主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目前这种模式正在陕西、四川、宁波、厦门等省市进行试点。“对于虚假招投标的问题，制度设计本身也有问题。现在法定强制招投标的范围太大，而政府管理的资源有限，导致招投标处干事的工作饱和。今后要缩小法定强制招投标项目的范围，扩大多元投资的主体。”李德全说。据悉，建设部准备出台新的建筑方针，此外，我国将于2005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也将为建筑设计中的节能问题提供制度保证。

　 决策程序透明度、参与度不够，没人为建筑浪费埋单

　 邓晓梅认为，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当前中国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程序仅仅从环节上讲还是相当完善的，其主要的欠缺在于：已有各环节中的“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度”不够。

　 在国外的网站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查阅到各种档案资料，如：为批准某项公共工程的议会投票信息，为批准某项公共工程的发包合同，评标委员会的讨论记录等等。当这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时，就可以有效遏制拿公共利益去做违背原则的交易。

　 在“参与度”上，德、法、英、美等各国的城市规划决策程序中，通过公众意见调查、社区论坛、公众评议、公众审查、公众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有效地保证了公众的参与。为了确保公众参与不流于形式，法律通常还规定，相关决策者对未予采纳的意见必须逐条给出未予采纳理由。而在我国，这方面还比较欠缺。

　 在问责上，我国传统上习惯的“集体决策”并不利于实施问责制。一个大型公共工程参与者众多，各参与者在其中究竟负有什么样的责任，需要通过明确的法律授权，或通过合同程序予以明确。

　 在国外公共工程中，公共业主必须明确自己对预算的责任，设计方的酬金也与最终的实际工程造价挂钩，节约有奖，超支受罚；为了避免腐败，公共业主还可以通过与项目其他参与各方签署“廉洁协议”来规避相关风险。

　 此外，在责任的追究上，建立严格的财务审核体系，派遣独立的项目审计人员，开展有效的项目后评价、实施离任审计、完善群众监督、保护和鼓励举报等，都是促进责任追究的有效机制。

在国内建筑方案的评审环节中，违反标书和建设规模、投资超限、甚至推翻评审结果搞二次评审等行为屡见不鲜。一些经常参与建筑设计方案评审的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了评审中的一些“潜规则”。

　 潜规则一：业主按百分比提取回扣，投资大、造价高的设计容易通过

　 按照国际通行的建筑设计方案招投标程序，公开招标都应提前公布标书和评定标准，竞标过程中不符合

　 一个由国外设计师设计的著名公共建筑方案，投标时称全部面积为10．2万平方米（中方标书为12万平方米），土建投资为15亿元人民币。而后来的初步设计，全部面积已达22万平方米，土建投资为39亿元人民币，均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方案。

　 另一个建筑标书上要求一部分做超高层，一部分做小高层，造价控制在50亿元人民币，而由国际著名设计师做的方案全部是超高层，动工后预期造价高达80多亿元。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招标，因为不能以设计费作为评标主要依据，因此没有“标底”可言，只能称之为方案征集或设计竞赛。即使有一些投资的比较，也多是根据业主的总投资预算做一个示意性的概算，根本无法控制投资。投资大、造价高的建筑设计之所以容易获得通过，是因为高造价不仅可以使外国建筑师按比例获得更高的设计费，而且项目业主负责人按造价的百分比提成拿到的回扣也越高。

　 专家认为，这种造价越高越受欢迎的现象，往往发生在由国家投资的项目，和由政府官员操办或国家垄断企业主办的项目上。

　 潜规则二：地方官员和业主把持决策权，专家意见只供参考

　 在专家组评审阶段，按国际惯例，专家组里应该有政府官员、建筑师、工程师、历史学家、法律人士，还应有规划、艺术、环境方面的人士，并且实行“一票否决制”。

　 但在国内，评审组中有一半或更多的成员是本地官员或招标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专家的意见只起参考作用，决策权仍把持在地方官员和业主手中。

　 此外，评审组给评委们审读方案的时间不足，因此难作科学评审。甚至最近两三年，有些评标是专家一到驻地就开始总结性发言，没有时间仔细看方案，也不能在评审环节中畅所欲言。

　 在这种情况下，招投标往往只是为了保证评审程序按事先确定的设计方案进行，成了一种虚假的形式。在评选方式上，各地目前大多数是采取专家评审出2～3个推荐方案，然后请主管领导或政府“五大班子”最后选定。

　 潜规则三：招投标缺乏“阳光评审”，暗箱操作多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重要的公共建筑工程，所有设计方案的评审过程都要全部公开，所有的方案、评委名单、评审意见、投标过程，都要在建筑专业杂志或专门网站上公布，一个大的工程项目甚至还要为此出专集。

　 但在我国，从招标、评审到中标结果都缺乏公示，缺乏“阳光评审”。这为暗箱操作、建筑腐败创造了机会。

　 另外，我们还缺少科学的投资审查机制，导致一些重点项目的造价要超出一般工程许多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同类工程。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完整而系统的“使用后评价体系”。

　 潜规则四：选择外国建筑师可借机出国考察

　 在国内的建筑设计中，往往是外国建筑师受追捧，国内建筑师受“歧视”。

　 按国际惯例，建筑设计费大约占到建筑总投资的5％左右，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共同规定的比例为总投资额的2％，但实际上中方的设计单位往往只能拿到1％～2％，住宅项目更是连1％都不到，并且常常不兑现；而据悉，某大型公共建筑的外国设计师的费用达到了总造价的11％。

　 从设计周期上来看，国内设计师往往被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拿出设计方案，违反了建筑设计的科学周期；而外国建筑师在承接项目时，往往能够得到较宽松的设计周期。

　 据一名业内专家介绍，即使不存在贪污，某些政府业主也倾向于采用境外设计师的设计，最起码可以借此到国外考察，这在各地的建筑项目中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广州新体育馆原本灯火辉煌的大厅和过道，近来昏暗了不少，只有几盏节能灯发出淡淡光芒。“为了节省运行费用，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改造。”广州新体育馆负责人、广州珠江体育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顾铭说。

　 座落在白云山脚下的广州新体育馆，由曾设计法国戴高乐机场候机厅的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设计，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共有10018个座位。2001年6月

　 广州新体育馆是一个以体育比赛为主，兼顾文艺表演、会议展览的多功能综合性体育建筑。整个建筑设计有很多独具匠心的地方，但也正是这些地方，拉高了场馆的日常维护成本：全透明的玻璃屋顶，空调的耗电量要比不透光的场馆多几倍；一个按钮控制大片灯光，一开就得全开；采用二次供水，水泵需要24小时运转，蓄水池需经常清洗；还有些专供大型运动会使用的设备，平时用不上也得开着。

　 4年前，广州新体育馆建成之初，顾铭曾有信心在5年内实现盈利。因为2000年广州市人均体育消费高达每月100元，在全国大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广州新体育馆每年的维护运行费用至少要1700万元，开业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4年才开始出现收支平衡的曙光。”顾铭告诉记者。“运行成本高，很大程度上是当初设计建造时遗留下来的。我们现在只能有限度地改造。”为了节省成本，广州新体育馆里几乎所有的室内设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整片灯光改成单个灯泡，过道换上了节能灯，供水系统改成直接供水等。

20年中，较早进入中国内地的非本土建筑师来自香港和日本。前者大范围地影响了内地房地产业，后者的进入不是很成功，其建筑师大多有艺术操作的倾向。其次是澳洲、美国和加拿大的建筑师。典型作品如美国SOM设计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他们的作品重实践性、商业性。

　 随着中国申奥成功和世博会的承办，欧洲建筑师大量介入我国大型建筑项目，其建筑作品因实验性而在国内引发了较大争议。中国加入WTO以来，外国资本和公司大量进入我国建筑市场。据建设部统计，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国承包商已有287家，另外有1300多家中外合资、合作建筑企业，从事土木工程建设、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等工程内容。

　 据美国统计，全球最大的200家国际设计公司中，已有140家在中国有业务活动，或建立分支机构。在业务内容上，由早期的旅馆建设、超高层办公楼建设向各类大型公共建筑方面发展，如车站、机场、体育建筑、博览建筑、观演建筑等。北京等城市的许多代表性、标志性建筑如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市民中心、文化中心等都为非本土建筑师投标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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